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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歌案的落幕|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良心会痛吗?

时间:2020-04-12 12:31 作者:佚名

你一定有或者有过这样的好奇与困惑——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为坏人辩护良心会痛吗?他们将黑的说成白的将白的说成黑的,赚这样的钱如何心安理得呢?这几天正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的江歌案中,被告人陈世峰的辩护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更是加剧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疑虑。

2.陈一共刺了江歌10刀(被告方主张),致命的第一刀是陈在夺刀过程中不小心误刺的,属于过失,后面的9刀才是故意为之,为的是确保杀死江歌以免承担医药费,以此说明陈世峰属于过失杀人以及故意杀人未遂。

对于这个观点很多人不理解,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辩护律师的逻辑是——(如果)经事后的医学检查,第一刀致命,但这一刀是陈在夺刀的过程中误刺江歌的,在此之前陈并无杀人故意,因此这一刀不构成故意杀人。而这一刀以后(江歌已经死亡或者必然因此死亡),陈刺的9刀,虽然具有杀人故意,但客观上已经无法产生致人死亡的后果(因为人已经死亡) ,所以这9刀虽属故意杀人,但是未遂。辩护律师将陈前后行凶的10刀分割成了“1+9”两个阶段,希望由此证明陈罪轻,起码罪不至死。

3.陈在去往案发现场时携带了衣服,但并不是如检方所指控的为了行凶以后更换,而是为了在附近洗涤,如此说法也是为了说明陈并非蓄意谋杀。

可以说,就目前仅有的资料来看,在江歌案中,被告人陈世峰的辩护律师展示出了相当的专业水准。然而,他面对的是九泉之下或许难以瞑目的江歌,面对的是尽一切可能追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的江歌之母。无论是过失还是故意,毋庸置疑陈世峰都是世人眼中的坏人,为这样的坏人辩护甚至是“狡辩”,他如何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律师不是应该维护法律公平,致力于实现人间正义吗?

作为法律人,律师确实应该维护法律公平,致力于实现人间正义,但这并不是律师职业的第一要务,律师的天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已所能,维护委托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利益。

受人之托办忠人之事是古往今来的行事准则,作为辩护律师,既然接受了委托人的委托,收取了委托人的钱财,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自然应竭尽所能,在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为委托人说话。这是作为一名律师,最为基本的职业素养。《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写明,律师应当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我国律师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毕竟虽然同为法律人,但律师和法官的立场不一样,律师拿的是被告人的钱,所以自当为被告人说话。法官拿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法官的天职是维护公平正义。当一个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委托以后,就应该给委托人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

有人会问,那为何律师不能不接受坏人的委托,只给好人辩护呢?因为律师有很多种,刑辩律师作为其中的一种,就是为在庭审中为被告人辩护而生。如果只给好人辩护,什么叫好人呢,好人一般会成为被告人出现在刑事审判庭上吗,再说不经过审判,没有充分的辩护,又怎么能够看的清一个人到底有多好或者究竟有多坏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成文法还没有问世,那个时候流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百姓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罪名加身。人治时代,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今非昔比,现代是法治社会,法治时代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公权力不可为所欲为,要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刑法就是约束国家刑罚权的笼子。我国刑法,把 “罪刑法定”及“罪刑相适应”作为基本原则。简而言之,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可以定罪处刑,而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因此诸如陈世峰这样的坏人,最终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轻罪重,非道德可以度量,也不能凭借民众朴素的愿望,而是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由法庭进行最终的裁判。

我国乃至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的都是控审辩架构,在法庭上,审判席居中而设,控辩双方分列于审判席两侧。

在庭审过程中,控方主要负责提出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和意见,辩方主要负责提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材料和意见。而法官需要保持中立,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核实双方递交的证据和材料。架构中的三方,各司其职。如果律师拒绝为坏人辩护,那么这个三方结构就会形同虚设。

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坏人需要辩护,而且越坏的人越需要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如果其无条件或者拒绝委托律师,则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因为对于这些被告人来说,或许这是他们人生最后的机会。

控审辩三方的架构设置,本意就是为了要保证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中国有句古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使仅出于对刑罚权的制约考虑,也不能够让法检两家一唱一和,需要第三方力量介入。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冤假错案也不算罕见。

有些人在冤假错案曝光以后义正辞严地谴责公法检,而在当初案件庭审的时候,倘若有为“坏人” 辩护的律师,又会被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骂个狗血淋头。

人们往往以为法律是庄严肃穆的,因此法律条文也是言之凿凿确定无疑的。然而现实远非如此,法律再怎么严肃,其条文也是由一个一个文字组成的,由文字组成就不可避免的具有表意的模糊和不唯一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如果读者读的是法律条文,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案件一、二审或者一、二审与再审结果截然不同。就拿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于欢案”举例,该案一审判定于欢成立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二审依然判定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正当防卫(过当),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同样都是刺杀辱母者的事实,同样都是因故意伤害罪入刑,而一二审的量刑结果却存天壤之别。

问题就出在对刑法中 “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理解上,“正当防卫”这个概念看似简单,然而其在刑事案件中的适用,纵使再有经验的法官,再权威的法学专家恐怕也无法确保每次都能够准确适用。

鉴于法律条文表意的不唯一性,所以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解释。而在刑事审判中也难免遇到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自然应该允许庭审各方发表自己的理解和意见。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此时发表自己的理解和意见,无可厚非。

江歌案中江歌的母亲以及检方可以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说服法院判处陈世峰死刑,而陈世峰及其辩护律师也可以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说服法院不判处陈死刑。

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律师有义务有责任为被告的坏人辩护,律师就能够心安理得的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吗?作为法律人,律师不也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

确实如此,律师法中规定了律师执业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检察官法和法官法中对于检察官和法官执业也作出了一字不差的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所有法律人执业的共同准则。

然而,法律条文具有不唯一性,法庭中呈现的事实也不完全等同于自然中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如果两者完全等同,街头巷尾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因为“扶不起”而躺在地上苦苦挣扎的老人。就如江歌案,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得知的消息千真万确,却忘了曾经发生过的那些说来就来的反转。自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最终依靠的还是证据,法庭上最终形成的事实是用大量的证据还原和支撑的。

所以辩护律师即使胡说八道,也做不到颠倒黑白。因为最终辨析黑白的是证据,而不是辩方或者控方的一面之辞。至于是胡说八道还是一家之言,也会由审判者进行最终的定夺。

就如同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只要律师发表的言论没有触及法律的禁区就应该得到保障。

律师为坏人辩护,就如医生为坏人治病。医生的职业操守是救死扶伤,所以医生不需要区分病人的好坏。律师也一样,律师的职业操守是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尽职尽责的为委托人争取利益,也不需要区分委托人的好坏。因为人的好与坏不是法律给人定性的标准,而罪与非罪才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是所有的坏人都是罪人,也不是所有的罪人都该死。而如果坏人终究有罪,罪人终究该死,充分的庭审也会让他死的明明白白,让大众看的清清楚楚,这才是法治社会应该出现的场景,也是法律功用的最大发挥。

对于一个坏人,舆论可以在盖棺定论之前对他进行口诛笔伐无情鞭笞,这是舆论的属性和社会集体道德感使然,但是道德的审判可以充斥世间大多数地方,唯独不可以发生在法庭之上。有人说,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在成为法律人之前应当首先成为“人”,可是律师在成为法律人以后在庭审中就不能再将自己仅仅定位成“普通人”,因为在庭审中普通人做个看客就好,而法律人必须履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对于一个坏人,当所有的舆论都在喊杀的时候,作为他的辩护人,律师的良心就表现在用心找一找他到底有没有可以不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