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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管性侵未成年养女?法律人这样看

时间:2020-04-28 16:13 作者:佚名

前段时间,南风窗的一篇报道《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报道中指出,烟台某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CLO(首席法务官)鲍某,涉嫌性侵其未成年养女长达三年之久。

在南风窗的报道中,详细的写出鲍某性侵养女的种种细节。从事件时间线、到被害人与记者之间的交流,再到烟台警方的撤案决定,整篇文章看完后令人气血上涌。

在各大媒体相继曝光之后,其担任职务的两家企业相继与鲍某解除了劳动关系,他担任的研究员职务也被所在大学解除。一时间,所有的舆论都指向了这位鲍某。但鲍某在4月9日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实与报道有误。而对于是否发生过性关系,他却没有明确的回应。

“事情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事情说起来话长,但我和她从来没有以‘养父女’的关系相处。”鲍某面对记者采访

但今天我们不再对事件本身加以讨论,而是说说作为一个法律人,从企业家的个人私德会给企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国立法对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和应该如何理智的看待这一事件等几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有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保持住正确的三观。

众多媒体刚刚开始声讨,与鲍某相关的几家企业迅速与他撇清关系,就连大学都迅速解除了他的研究员职务。一方面,各企业迅速与鲍某撇清关系很难说事件是空穴来风;另一方面,即使事件最终报道有误,这期间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还记得去年刷爆朋友圈的“刘强东性侵案”吗?不管其背后是否存在阴谋论,自从该事件爆出以来,京东的股价曾一度下跌了近30%,险些破发。从“刘强东案”不难看出,企业家的个人私德足以使自己的企业陷入危机。

就本人而言,个人私德对自身形象也极为重要。如果被爆出家暴、出轨等丑闻,不仅仅是对个人形象的冲击,同时也可能在信誉方面造成不良的影响。

对于企业而言,高管的个人道德已成为公司商业伦理的缩影。企业家不但要为公司承担风险,更应该以身作则,规避个人私德上的风险。而另一方面,企业家的私德也将直接影响员工心目中领导者的形象,进而影响企业家对于员工的领导力。

最后,就社会的影响而言,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代表,其积极道德行为不仅有助于提高品牌知名度,也有助于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因此许多企业家乐于登上荧屏,通过慈善捐助、公开发言、出书立传来塑造个人品牌形象,用个人品牌价值为企业价值造势。企业家应该认识到,当个人形象已然和企业形象牢牢捆绑在一起时,个人创造的商业价值已经与越来越多的人相关时,企业家就更应该珍惜羽毛,谨慎行事。

首先,我国立法中对妇女性权力保护最直观的法条体现在《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规定。同时,236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是没有性同意能力的,无论其是否愿意,一经发生关系,均构成强奸罪,从重处罚。

但是,《刑法》中却对已满十四、未满十八的未成年人的性同意能力是否受限制语焉不详。也就是说,对于已满十四、未满十八的未成年女性,只要其同意,则不构成强奸罪。如若对鲍某的报道属实,那么他很有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2013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并在该司法意见第21条中明确指出:“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通知中第9条也明确了负有特殊职责人员的范围,即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根据这个司法意见,如果鲍某性侵养女的行为属实,那么就可以定性为情节十分恶劣。

但是,该司法意见认为,特殊职责人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罪,其限定仍为“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就范”。即仍必须在被害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性行为才构成犯罪。这一限定很容易让不法分子钻空。且司法意见毕竟不是法律,震慑力不足。

因此,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认为,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滥用信任地位型强奸罪。当双方存在特定关系,未成年人对特殊职责人员有关性的同意在法律中应视为无效,只要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特殊职责人员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立法,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信任关系,未成年人对性行为的同意是无效的。而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被害人无从反抗,滥用信任关系的行为显然侵犯了未成年的性自由。特殊职责人员滥用优势地位与未成年发生性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必须予以严惩。换言之,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应起到“家长”的作用,限制未成年的性自由正是为了防治强者假借自由之名欺凌弱者。

自由不能成为放纵私欲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强者剥削弱者的说辞,否则人与兽就没有区别。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在任何时候,避免人的物化,重申对人的尊重,都是法律要极力倡导的价值。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罗翔

这几天也不乏出现对司法机关质疑指责的声音:“明明已经有媒体报道了,为什么还不把鲍某抓起来”?而在“鲍某正取保候审”的新闻下,更是有一片声音指责司法机关不应该将鲍某放出来,应该直接动用死刑的发言。

刑法之“刑”,在于“开”“刂”。 古代刑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惩罚、威慑民众;而现代刑法的作用不在单单只是惩罚犯罪,更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砍向犯罪分子,一面指向司法机关。在现代社会,刑法的机能是二元的,一个是保护机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另一个是保障机能:保障人权,限制司法机关权力,将司法机关的惩罚权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如果不对司法机关的惩罚权加以控制,那么日后每一个每一个公民都可能受到司法机关的任意处罚。

对待该类事件,法律人可能会显得更无情、更理性。因为我们清楚,在事情真相调查清楚之前,在一切证据足以形成有力的证据链之前,我们的群情激愤可能反而变成了网络暴力以及施加给司法机关的压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4月13日发文称,针对鲍某涉嫌性侵一案,最高检与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赶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我们相信,在中央督导组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下,真相终会大白,而犯罪分子也将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