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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治蜀追求严厉、公正,曹魏却将“八议”写入法律当中

时间:2020-05-10 09:30 作者:佚名

历代诗·三国(杨简)两汉四百载,分为魏蜀吴。曹操始居邺,刘备据成都。孙权在金陵,鼎足互相图。

在三国时期,汉朝已经不复存在(即便蜀汉仍然以汉自居),出现三个各自的政权。那么在这三个政权当中,官制、货币、法制等等制度与汉制相比有不小的区别,各自之间的区别就更多了。比如说法制。《三国志》中行文简略,记载不完整,没有《刑法志》,所以我们无法一窥三个政权各自的法制。晋朝承袭曹魏的正统,所以《刑法志》中只是记载曹魏的法律多一些,没有蜀汉和东吴的法律。不过从《三国志》当中的零星记载中还是能够对蜀汉和东吴的法律有一个初步的、模糊的感观。下面小编不聊东吴,主要来说说蜀汉的法制和曹魏的法制,更具体一些,是曹魏法制中的八议制度。

很多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能力有所怀疑,毕竟五次北伐没有实现割取陇右的最终目的,还有史家陈寿的评价,但是很少有人怀疑诸葛亮的政治能力。而法律就是政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诸葛亮治蜀,可以用严峻和公正两个词来概括。严峻这一点有很明确的事例来证明。当时刘备进入益州,令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制定《蜀科》,科要比律和令低一些,当时刘备名义上还是要承认汉律的,用《蜀科》来便宜从事。

郭冲《条亮五事》中有一个小故事,说诸葛亮与法正曾经因为法律的宽严有过一番争论。诸葛亮主张严,法正主张宽。虽然裴松之认为是虚构的,但事实上并不能否定这件事的可能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语中也有用法严峻的字眼,但却能够令人不生怨。原因就在于用心平和劝戒明。明明白白告诉你法律的界限,对犯法之人能够一碗水端平,加上有功必赏的另外一个方面,就能够消弭严峻刑法带来的官民的不满。

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诸葛亮的亲信马谡因为不按照事先的调度在街亭失守,被诸葛亮处死。当时是有人为马谡求情的,就是诸葛亮未来的接班人蒋琬。但是诸葛亮为了塑造一个严明公正的法律环境,还是没有赦免马谡。不仅是这样,因为用人不当导致一伐失败的诸葛亮本人也自贬三级。这固然是军法也不是能够适用于方方面面的完整的法律,但也能看出诸葛亮的司法严明的特点。至于诸葛亮包庇睚眦必报的法正,那纯粹是因为他在当时并不是益州的管理者,而是刘备。在古代无论多么严明、先进、公正的法律,也无法改变一个统治者的意志。

如果从法律的完整程度上来说,曹魏制定的《新律》应该是最高的(当然可能也是因为蜀汉和东吴没有太详细的记载)。我们先简单地来看一看曹魏之前的法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李悝撰写《法经》,其中有《盗》、《贼》、《网》、《捕》、《杂》、《具》六篇,后成为秦国法律的基础。刘邦时期虽然有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的事情,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视为一个完整有效的法律。萧何在这六篇的基础上加上《兴》、《厩》、《户》三篇,定为《九章律》。

接下来又有叔孙通十八篇傍章;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令甲》等三百多篇;《法比都目》九百零六卷。另外还有一些大儒所作的章句。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汉律十分繁琐冗重,条目不清,而且还有徇私舞弊的空间,司法人员可以钻空子,受到贿赂就用轻法;反之也可以用重法。这是曹魏制定《新律》的一个背景。

于是在魏明帝曹叡时期,曹魏修订了自己的法律,就是《新律》。《新律》的主体是十八篇。这里面具体是哪十八篇,是比较有争议的,各家的说法也有所不同,小编了解不深,无法确定具体的名字。整体上来说采用了《九章律》,很多法律是从《九章律》中分出来的,比如《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律》、《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等;另外也有所删减,比如《九章律》中的《厩律》。与汉律相比,《新律》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另外也让《九章律》的分类更加清晰。

曹魏《新律》影响深远,其中的一个影响就是将八议写入法律当中。自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及隋皆载於律。那么什么是八议呢?八议又是对哪些特权阶级服务的呢?我们可以从《周礼·秋官·小司寇》一篇中找到答案。

小司寇是周朝一个司法官员,《小司寇》一篇也是将小司寇断狱时的一些事项。在八议之前,就已经出现一些类似的思想。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大夫和大夫的妻子不用亲自与狱吏对坐,而是由他们的子弟来代劳,原因是担心狱吏的威严会冒犯到尊者;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王室宗亲有罪不公开处刑,而是用一种隐诛的手段,这似乎是与教化有关(说实话这一条的注解小编不太理解)。这都体现出一种基调,周朝的法律并非是一视同仁。

再说回八议,《小司寇》中称为八辟,指的是八种特殊身份的人:亲(宗室)、故(故旧)、贤(贤德之人,比如廉吏)、能(有才能的人)、功(勋旧)、贵(地位较高的人,比如县令以上的官员)、勤(勤于国事的人)、宾(二王后三恪,三代或者前朝之后,一般会受到特殊优待,曹丕善待汉献帝就是二王后三恪的表现)。这样八种特权阶级。这八类人犯法,不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格管制,而是先请示统治者,可以适当的减罪。这就是八议。

以下一些事例就可以说明曹魏确实存在八议制度。《魏略》中记载,许允与袁侃因为失职下狱,诏旨严切,当有死者。袁侃是袁涣的儿子,符合八议的范围,于是袁侃主动承担比较重的责任,许允承担较轻的,两个人都没有被处死;曹操的儿子中山王曹衮,在入朝时触犯法律,曹叡本来打算以议亲的法律处理,但是有司坚持治罪,最后削减其奉邑;幽州刺史杜恕在任期间,鲜卑人擅自进入幽州被斩杀一人,杜恕没有上报,下狱当死,因为其父杜畿(杜畿因为制造楼船淹死)的缘故减死。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八议制度明确记录在曹魏法律中,相对于诸葛亮治理蜀汉而言,在公正性是有所欠缺的。